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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七 论议(2/5)
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此之谓也。故其所以能备者,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盖言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贤于尧、舜也。

    三不欺

    昔论者曰“君任德,则下不忍欺;君任察;则下不能欺;君任刑,则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为次,盖未之尽也。此三人者之为政,皆足以有取于圣人矣,然未闻圣人为政之道也。夫未闻圣人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于圣人者,盖人得圣人之一端耳。且子贱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尧也,然则驩兜犹或以类举于前,则德之使人不忍欺,岂可独任也哉子产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鱼而校人烹之,然则察之使人不能欺,岂可独任也哉西门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于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谓“民免而无耻”者也,然则刑之使人不敢欺,岂可独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闻圣人为政之道也。然圣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尧、舜之时,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则民可谓不忍欺矣。放齐以丹朱称于前,曰“嚚讼,可乎”则民可谓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则民可谓不敢欺矣。故任德则有不可化者,任察则有不可周者,任刑则有不可服者。然则子贱之政无以正暴恶,子产之政无以周隐微,西门豹之政无以渐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盖足以治小具而高乱世耳,使当尧、舜之时所大治者,则岂足用哉盖圣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后天下无或欺之者矣。

    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盖亦非专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汉,吏不能废,民以为西门君所为,不从吏以废也,则豹之德亦足以感于民心矣。然则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无以怀之而惟刑之见,则民岂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礼之礼

    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盖所谓迹同而实异者也。夫君之可爱而臣之不可以犯上,盖夫莫大之义而万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纣为不善而汤、武放弒之,而天下不以为不义也。盖知向所谓义者,义之常,而汤、武之事有所变,而吾欲守其故,其为蔽一,而其为天下之患同矣。使汤、武暗于君臣之常义,而不达于时事之权变,则岂所谓汤、武哉

    圣人之制礼也,非不欲俭,以为俭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于奢俭之中焉。盖礼之奢为众人之欲,而圣人之意未尝不欲俭也。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然天下不以为非礼也。盖知向之所谓礼者,礼之常,而孔子之事为礼之权也。且奢者为众人之所欲而制,今众人能俭,则圣人之所欲而礼之所宜矣,然则可以无从乎使孔子蔽于制礼之文而不达于制礼之意,则岂所谓孔子哉故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释者曰“非礼之礼,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义之义,若藉交以报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报仇,中人之所不为者,岂待大人而后能不为乎呜呼,盖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与霸,其所以用者则同,而其所以名者则异,何也盖其心异而已矣。其心异则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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