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大贤者之事也。贤者之事如此，则可谓备矣，而犹未足以钻圣人之坚，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观之，犹太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陂泽。然则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盖圣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则非所谓圣人矣。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动、言、视、听，苟有不合于礼者，则不足以为大贤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贤人之所得拟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
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逸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且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所谓隘与不恭者，何以异于是乎
当孟子之时，有教孟子枉尺直寻者，有教孟子权以援天下者，盖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时也。是以孟子论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矫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载周公之言曰“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千有余人。”是诚周公之所为，则何周公之小也
夫圣人为政于天下也，初若无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无所不治者，其法诚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于党，立序于遂，立学于国，而尽其道以为养贤教士之法，是士之贤虽未及用，而固无不见尊养者矣。此则周公待士之道也。诚若荀卿之言，则春申、孟尝之行，乱世之事也，岂足为周公乎且圣世之士，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暇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于乱世，不能考论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乱世之俗，遂以为圣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过也。且周公之所礼者大贤与，则周公岂唯执贽见之而已，固当荐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贤，不足与共天位，则周公如何其与之为礼也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