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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四 论议(2/4)
政。”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为政,则宜立学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学校,而徒能劳身以待天下之士,则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势亦有所不得也。

    或曰“仰禄之士犹可骄,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夫君子之不骄,虽闇室不敢自慢,岂为其人之仰禄而可以骄乎呜呼所谓君子者,贵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于乱世,而遂以乱世之事量圣人,后世之士,尊荀卿以为大儒而继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贡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

    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乃与夫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锺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道,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扬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扬子之言命,而不知扬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扬子之言性,曰“善恶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扬子之言命,曰“人为不为命也”。孟、扬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者,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孟子之所谓性者,正性也,扬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扬子之所谓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扬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辠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扬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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