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李贤最后还是成功夺情了，这种舆论的压力还是存在的，对后来官员的夺情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很多人一想到要被上升到不守纲常，就放弃了。
弘治以后，规定“非兵革无有言夺情”便建立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
眼看着老朱就要赞同这个说法的同时，朱棣忙不迭道“爹啊，千万不要立下什么万事不移的祖训啊，万一遇到了土木堡这样的大事，朝堂上上下下，还是得同舟共济。”
老朱愤愤道“我大明也就只有一次土木堡，把土木堡单独列出来就好了”
“真的吗”朱棣怀疑，“我怎么感觉北平危若累卵，数次遭到威胁呢”
到了嘉靖年间，极其特殊的“大礼议”事件，把“孝道”的重要性拔高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
最佳辩手张璁给嘉靖找到了“孝”这个绝佳的武器来攻击杨廷和。
朱棣扣了扣耳朵“谁孝孝谁嘉靖嗯，好笑，真好笑”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
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有家才有国。国是一个放大的家庭，是为了维护家而存在的。
如果以国的名义损害了家庭亲情，就失去了他的存在价值。
家国就是这么个概念，和咱们现在的国家是两码事。
既然家那么重要，孝这种家庭大杀器，自然也对国至关重要了。
张璁又抛出“礼本人情”的观念。
礼，本就是基本道德的一种外在表现。
因为公众普遍遵守某种道德，久而久之变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制度。
有了制度，有了秩序。
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想要维护秩序不被打破，就开始维护“礼”
可是礼时间久了，会被外在形式所拘泥，变得僵化，变得不符合当下。
王阳明就倡导，既然礼是人情的体现，我们应该去追求情感表达的本身，以人情人心为依据，损益变化。
议礼派高举以情制礼的大旗，抨击维礼派只知道举过去的老掉牙故事，不能看到“古今风俗之异”。
嘉靖如今是特殊例子啊，我们要遵从父子天性，是时候追求新的礼了
嗯，张璁搞大礼议，很明显是在给自己未来改革找点依据，礼法都变了，改革何尝不可行呢
四个文臣听得目瞪口呆。
张璁的辩论技巧之高，他们都叹服了。如此一来那杨廷和无论抛出多少成例旧事，都能被符合当下的“以情制礼”反驳回去。
朱棣却在疑惑“家国、国家国家、国家”
虽只是前后调换了一下瞬息，但细细品味，却感觉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郁新从对上面提到的王阳明的思想中抽离出来，思索着说“未来对税收的观念，似乎也很符合国家的说法，他们更强调无数人集合在一起的公众，强调公众下的各种分配，这样的话，国确实是在家前面，因为他们是以集体为主导。”
老朱翻了个白眼“这无产者都要当国家的主人了，能没有集体意识吗”
杨廷和一败涂地，还被嘉靖嘴“毒离父子之亲，败乱天伦之正”。
礼本人情的漏洞当然是有的。
“以人情人心”为标准没有标准。因为人心人情极难猜测，很容易出格
恰好，嘉靖是个很喜欢用超量私情去干涉国事的人。
张璁支持嘉靖称亲爹为皇考，但反对嘉靖把亲爹搬入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