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喇嘛教在内地渐衰，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恢复发展。
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
洪武元年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
三年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包括依瑜伽教修行及应赴佛事等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
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
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楞伽三经。
到了洪武十五年，对于佛教的整顿更为积极，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其制在京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僧录司诸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
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等。
从洪武二十五年起，僧录司务僧官都按级给俸，最高的月给米十石，最低的五石。
制定僧服色别，严格区分禅、讲、教三类。
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
二十四年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
规定男子非年达四十岁以上，女子非五十以上者不准出家见。
复通告全国，防止僧俗混淆，规定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这就是所谓申明佛教榜册，是明初整理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
又命各府州县的僧官，就地调查杂处民间的僧人实数，要他们集中居住。
次年通知全国各级僧司造僧籍册，拟刊布各寺，使互周知，名为周知板册。
后以执行手续过烦，不久就停止了。
明初以来，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限制很严，私度因而激增。
代宗景泰二年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
宪宗成化二年，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
成化八年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
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
据成化二十一年统计
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多至六百三十九所。
后来继续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
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
在明末纳费发牒剃度出家当和尚成了一种躲避赋税的方式，加之明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因此，寺庙中多避祸之人。
百姓饭都吃不起了，这些家伙却蹲在寺庙里不问世事，这也是王则之想要拆庙的原因。
“报，华严寺首僧求见。”
王则之眉头一挑，他不知道华严寺首僧这个时候来找他干什么。
“有请。”
不多时，一位慈目善目，和颜悦色，因与世无争而显得心平气和的老人被带了进来。
王则之看着他因为修禅学佛而明亮睿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