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无法理解顾宪成与他的同僚们为何前仆后继地一再与内阁作对，只能解释为顾宪成这个“幕后黑手”操纵他的上司。
不了解内阁与科道利用与反利用的博弈，就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的局面。
只能把言官视为一群疯子或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
不了解吏部各司的职掌和内阁阁臣的具体流程，就不能理解五品郎中何以能够与皇帝过招。
只能归结为深不可测的能量。
不了解京察制度的诸多成例和阁臣“徇庇以挠察典”的泛滥，就不会理解京察制度的崩坏和沦为战场。
只能把围绕京察的斗争视为公报私仇、党同伐异。
不了解嫡长子继承制对古代王朝政治稳定的重大作用和时人观念对此的重视，就会把立太子视为“皇帝家事”。
而把“争国本”视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甚至对皇帝报以同情。
不了解东林书院的规章制度，就会把讲学理解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把书院想象成一个势力的基地，甚至脑补出“号令周边各县”的场景。
不了解东林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了解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就会把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归结为乡党势力和朝廷重臣的支持，把东林党人想象为只会嘴炮。
甚至把“袖手谈心性”这种东林学派带头批判视为东林党的流毒。
后世的人基本未脱出“东林党争误国”的论调，对东林党人的气节还是承认的。
东林一党，站在道德高处看的话，往往持有二元论，非黑即白。
“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
如浙、楚、齐党不少官员，与东林政见不同，就被列入邪党。
东林以京查为方式，将非东林政治主见者一概斥为邪，直接迫使了反对东林主张的官员抱团取暖。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及至魏忠贤坐大，反东林者纷纷投靠其。
最后成了所谓“阉党”与东林党争朝政的格局。
说起来，被东林早期打入邪党，后来崇祯朝平反东林又列入阉党的，一些人确实有能力且为官不算差。
例如与齐党党魁之一的礼部给事中亓诗教，被星斥为凶邪，星在天启三年京察中将亓等浙、齐党四人弹劾，吏都给事中魏应嘉为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
但星却坚持已见，并著文四凶论，把亓诗教等人比作上古尧舜禹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
最终四人以素行不端为由撤职。
然查亓诗教之事，其并非大恶之人，反而是有能力，品行端正之官。
在淮安府出任，颇有政声。
天启年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并提督军务，兼理河道，政绩也颇为可见。
万历三十五年，万历敕命曰“直隶淮安府推官亓诗教，志行端纯，才遒朗练，自抢廷献。再理邦刑，而尔能察丽，求中缘，经辅律敬，慎重一成之。”
“明万历四十三年，东省大饥。次年正月，人相食。亓诗教特疏请赈，得发帑币二十三万两，全活甚众。东人感德，为立生祠于莱西郊外”
万历四十三年，万历也下敕令给元诗教之父亲，赞赏其教子有方，其中曰子之能仕，岂独父训哉亦有以母而成父之志。及成而不获食子之报，其情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