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
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其价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记载甚详”。但是，不等于有记载，就一定是对的。
以王在晋的风格，常常在事实上，玩很多文字游戏，以夸大自己的功劳，贬低对手主要是孙承宗。
举一个例子，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三朝辽事实录。
按照王在晋的说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几里未修，旧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墙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过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还都是土墙，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砖。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而且，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
但是，他就敢说城墙“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则“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几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关外岌岌可危，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
走马上任之时，也是关外抚顺、清河、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罢官了，接任的是袁应泰。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所以深沟高壑，竖壁清野，结果干下来，继续丢了辽阳，丢了沈阳。
看来看去，明廷觉得，还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辽东经略，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应该守而后战，站稳脚根再开战。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贞呢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迷之自信，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一举荡平”之。
巡抚这个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