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店前，多米夫人犹豫了许久；她想买一点白面包，尽管巨款在手，还是有些舍不得。

    白面包是用精致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和掺杂了黑麦、大麦、燕麦之类、有时甚至还带着麦壳的粗糙黑面包相比，真是又香又软，当然价格也是翻倍的。

    “2苏一片”问了价钱，她长叹一口气。这还不是一整个面包，而只是吐司上切下来的一片。

    玛丽二话不说，买了下来。

    假如按照后世某年的统计，中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全年8000元左右，对应的一片白面包的价格就是8元顺带一提，同年官方统计的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46万也就是一个月2000出头，网上流传的任何高得离谱的数据都不是“被统计”了，而是被骗了。

    玛丽现在才知道自己在凡尔赛宫和朗布依埃吃的普普通通的食物，在平民眼中是何等奢侈。

    从多米夫人口中，她还了解到，尽管自家也种粮食，但通常不吃；因为他们种价格较高的上等小麦，是留着出售的，而后用所得收入购买廉价黑面包中国也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真是“有钱的家庭各有各的活法，没钱的家庭总是一样的。”

    即便如此，多米一家单单花在面包上的钱，就占所有开支的一半；整个村子的状况都差不多。

    后来一个叫恩格尔的经济学家，用食物消费占个人总支出的比例，定义了一个系数，即恩格尔系数。因为食物是刚性需求，越是穷困的人，就越是不得不将少得可怜的收入主要花在吃上，以保证自己活命。而富有者则能够随意将钱花在其它方面；所以，系数越高，就说明越贫困。

    多米一家无疑超过了059的贫困线。

    然而他们并非无业者，家中也没有病人或老人。虽然土地是向领主租种的，但出乎玛丽的意料，他们并不认为地租负担很重。

    当年多米的爷爷从外地迁徙过来时，从原先租赁这片土地的农民手中买下这片土地的永久租用权领主对此无权也没有兴趣干涉，只要新租户继续交租就行了。租用权中规定的地租是永久定额的，也就是说，无论物价涨还是跌，无论产出多还是少，金额永远固定。总体上，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法国的物价是趋于上涨的，货币是趋于贬值的，地租也就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起来。十年前10里弗尔或许值一匹马，现在可能就只值一头驴了。

    这也是像郎巴尔那样的贵族的收入中，地租占比越来越低的缘故。为了维持收入，贵族们另辟蹊径，有的改而经营别的产业，有的试图取消永久租用契约，有的想方设法借用别的名目收取费用，有的直接将曾经的公共用地占为己有也就是圈地运动。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的领主暂时还没有把脑筋动到他们头上。多米一家作为普通农户，勤勤恳恳地种地，偶尔依靠临时工补贴家用，近些年也没有经历过粮食歉收的糟糕天气，然而在交纳各种租税之后，仍然吃不饱饭。

    四个汉字浮现脑海体制问题。

    换言之，无论玛丽想要做什么产业，恐怕都别想在占法国总人口80的农民身上找到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