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三代之时，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犹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舆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
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为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
新法之议，举朝讙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简易也。”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时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