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为天下用。”又自以为处昏上乱相之间，故穷而无所见其材。孰谓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间，而遭世遇主终不可使有为也及其引太庙牺以辞楚之聘使，彼盖危言以惧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岂迷出处之方而专畏牺者哉盖孔子所谓隐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说，其于道既反之，宜其得罪于圣人之徒也。
夫中人之所及者，圣人详说而谨行之，说之不详，行之不谨，则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详，则天下惑。且夫谆谆而后喻，譊譊而后服者，岂所谓可以语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扬、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为言也宜无惑，何其说之相戾也吾愿闻子之所安。”
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为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为埴，埴岂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乌在其为伪也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扬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恶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
“然则上智与下愚不移，有说乎”
曰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智，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尔，其皆有意于教乎”
曰是说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是以与孔子也。韩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则孔子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何说也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且韩子之言弗顾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为性五。”夫仁、义、礼、智、信，孰而可谓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于五，主于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于五，反于一而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