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苏轼的门人子弟从来都是络络不绝，前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各个才华卓著，只可惜他们都受苏轼牵累，虽显得文采风流，却亦不能在治政理事方面有所展扬。
近却有苏门后四学士，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此四人恰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时人谓之皆有“国士之才”。
李格非作为当代苏门子弟的扛鼎人物，自然少不了被新旧两党争相针对，好在他立身颇正，竟使得对手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供弹劾的污点。
顺便说一句，后来蔡京弄权，直接耍了一手盘外招，用一个元祐党人碑，却把大宋百年文华所积累的老、中、青几代顶尖人才都给横扫出局，既毁了新旧两党外加以苏轼为首的中立派的根基，也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深深地祸根。
或许有人对这“元祐党人碑”事件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大宋版的文字狱嘛，前朝后世多了去了。
相比于鞭子朝几万人几万人的搞株连，大宋的这点事儿还叫事儿
不就是三百来個官嘛，天底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大宋的大小官员海了去了，还缺这么仨瓜俩枣的
问题在于，蔡京是个有才能的，作为宰执他的治政能力是合格的，甚至可以说很优秀。但是他却心术不正，却把朝堂上下但凡在能力方面对自己有威胁的官员才俊，都给列进了元祐党人碑。
而这三百多人中除了二十来个已经过世或者老朽不堪的，其它绝大多数都正处壮年或者风华少年。可以说但凡名列党碑的，都是潜在的宰相之才。
蔡京这一手，就相当于一下子把大宋朝的拔尖人才都给掐灭了。
当年宋仁宗殿试得到大小苏，都能乐得合不拢嘴，何况是近三百个宰相之才啊不说全都成才，只要能有十分之一成长起来，你看大宋巴适不巴适吧。
所以说，元祐党人碑事件对大宋造成的破坏，甚至比汉末的党锢之祸以及后来所谓的文字狱都严重十倍不止。等到后来宋微宗反应过来一看，尼玛朝堂上下，除了一个蔡京，竟无一个真正可用的人才了。
别看后来靖康之变时，也有一些文臣表现的颇为不俗，如李纲、宗泽、李若水、张叔夜等人，实际上除了一个宗泽，剩下的硬骨头文臣除了风骨尚可，基本上就没甚多大的真本事。
而历史上宗泽却是新党二号人物吕惠卿的门人，只是他大半生一直在地方上蹉跎，不曾入得蔡京的眼，所以幸而没有被列入元祐党人碑。
扯了这么多闲话，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苏轼虽然人不在朝堂，但是苏门子弟却不可小视，就声望方面而言便是新旧两党加起来都有所不如。
别看苏轼得罪的人多，为人放荡不羁的他交的朋友更多。他的弟弟苏辙，也就是靠着哥哥用不上的名望和好友、门人子弟等等，才能做官做得飞起。
别看历史上苏辙三番五次的拼着官位不要，也得救自家哥哥，这里面或许有一定的兄弟情深的因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辙却也是真正受益颇多。
如今的苏门子弟的势力正处于一个低谷期，李格非被人针对，陈同恶自然不会奇怪。
所以当二狗说起这事儿时，陈同恶反说他少见多怪，并劝他不要插手。
二狗却道“师傅，且不说那李员外郎对徒儿我有些恩情，我自不能置之不理。更重要的是，这李格非家里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我认为她会像庞师娘之于您一样，成为我未来不可或缺的臂助。”
陈同恶此时才有了些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