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航讲述说道“百姓们种了红薯可以满足口粮，可是年节下完粮纳税却还是要交白米。”
“本地官府里说了，若是都放任百姓去种红薯，年下咱们县里头粮价一定高涨，是以半月前专门叫了俺们上户到县里头去开会，耳提面命说种红薯只是渡荒时不得已而为之，如今既然灾荒已过就不能让百姓再种红薯。”
“还有这事”王文龙感觉这县官的操作也是挺无语的。
“我们夹在其中也是受罪，老爷你来看。”张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条陈，王文龙拿来一看，果然是县里面给上户出的牌告，就是吩咐少种红薯之事。
陈经纶也颇为惊讶，上前一看就对王文龙说道“这衙门如何这般办事咱们回去跟藩台大人说说。”
王文龙仔细看了一眼那条陈，摇头说道“他这条陈上面连个款也没落，也知道这事情办的不体面，就是防止有人往上告呢，到时候人家一推二五六，咱们说了也没用。”
“这哪有这般做事的”陈经纶颇为气愤。
王文龙想了想对张航道“红薯还是继续种，你可不要再阻挠了，事情我们帮你沟通。”
王文龙有什么解决办法
那自然是市场化。
前世的农民种红薯主要就是两个用途，一种是个头小的红薯留下来自家食用，个头大的红薯根本舍不得吃，全部用来磨粉。
地瓜粉在前世的福建一直到王文龙小时候都还是地方上的硬通货，无论是挑到收购点去变卖还是走街串巷自己到城中发卖，或者卖给村里有钱的老板家，反正不愁销路。
至于怎么交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两条一条鞭法和考成法。
其中考成法是针对官员考核政绩的，张居正死了之后有一些废止的部分，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真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的一条鞭法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叫农民以现钱交税本来就是这时的正规税收方式。
这些县衙官员禁止百姓种红薯却没留下什么把柄，即使徐学聚到场也不好说什么，但如果百姓交税银而本地官员们不愿意收，那王文龙就可以把徐学聚搬出来了。
福州闽安码头。
挤在钞关前等待收税的船队中，徐光启正好奇的向着船外张望。
今年春天，听说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南京传教，徐光启压不住好奇之心，于是离开松江前去南京见他。
利玛窦在大明活动已经有十多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其他的西方传教士，几十年间的生活已经让他明白中国和那些未开化的殖民地不同，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不是洋教可能替代的。
于是利玛窦对中国传统习俗保持尊敬的态度，比如允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子，自己也穿汉人的服饰，学习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典籍，由此和大明的士大夫有了共同语言，接着他再利用一些西方的奇珍异宝来吸引中国人，如地图、星盘、三棱镜、几何原本等等，渐渐混成了一个有名的“番僧”。
当然大明的人士对于利马窦基本上只把他当成一个能掐会算机智深远的异人来看，这位异人还能口说四书五经的内容，就好像后世老外能解读唐诗宋词一样，谁看了不好奇。
而且利马窦也非常聪明，发现大明读书人认为他学通中心之后，便故意塑造自己的高士形象，经常说一些故作高深之语，还把欧洲哲人的警句格言翻译成中文，编成交友论，把此时西方人流行的快速记忆法编写成西国记法。
和王文龙拿后世见解在大明能够取得神效一样，利玛窦那些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