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休息室中的女士们在热烈的讨论着大富翁达拉莫伯爵和他在伦敦大学里培养出的乖学生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时半刻闲暇的亚瑟终于有时间干点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虽然他在外交体系中的职务并不高，但是由于他工作任务的特殊性，并且他的工作还受到了国王陛下与威灵顿公爵等人高度重视，所以，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亚瑟与其职级并不匹配的情报权限。
也就是说，他能在不列颠驻法兰西的公使馆的故纸堆中随意挑选符合他心意的历史遗留文件。为了帮助亚瑟做好汉诺王国新宪法的警务改革调研工作，事关警务方面的文件对亚瑟更是毫无保留的。
而今天亚瑟挑选的佐餐读物是前拿破仑帝政时期与王政复辟初期法兰西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在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写给威灵顿公爵的一份备忘录。
如果有人能够切实地维护大众利益，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不挑战他们的固有偏见，让他们丧失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或者能够操纵他们无知而又易于轻信的特点，那么民众就能乖乖地保持平静。当下，我们的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含许多进步成分，同时也催生出了一些新的邪恶力量。如今，古老的顺从传统已经过时，而循规蹈矩的方法也已经无法驯服人们。
拿破仑波拿巴之所以轻松夺权，与波旁王室自己犯下的错误脱不开干系，这帮人固执的认为王权之所以被颠覆，是因为有巨大的阴谋在其中作祟，这种致命的偏见愚蠢至极。他们总是不加分辨地使用线人，并在处理情报时不加以鉴别，更没有多留个心眼。
根据我在工作中的经验，警方的线人每天都要提交报告，以换取酬劳和对他的热忱的肯定。如果他们没有东西可写，那他们就会捏造出来。如果意外发现什么，他就会夸大其词，以突出自己的存在感，这种错误的情报常常造成政府的误判，并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抬高到政变与起义的角度。
当这种政变与起义的担心弥漫开来，越来越多出动的军队、军警会使得社会中的空气变得躁郁，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使得社会各阶层中都滋生不满情绪。这种不安的气味让那些异见分子一嗅便知，他们开始互相串联、组织，然后，那些本不该存在的政变和起义就真的在这样的氛围中生长出来了。
当然，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阴谋也并非总是一无是处。如果政府可以抓住编造出来的危险机会，养着一个阴谋足以让政府借机获得更多的力量和权力。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本身应当是清醒的，他应当明白这个阴谋是虚假的又或者是在可控范围内的，而不是同样被阴谋论的恐惧左右了思绪。
“布鲁厄姆勋爵向陛下建议派你去汉诺威编写新宪法的警务改革部分，真是没有选错人。”
针对这样的行为，我想在苏格兰场的发展建设过程中，在汉诺威王国的警务改革过程中，都是必须要引以为戒的。
这些被抓的人被强迫承认自己在酒馆的发酒疯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辱骂王室、辱骂保王分子、是在耍流氓，而他们本人则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分子或是波拿巴分子。他们频繁光顾的酒馆也成了警察口中的反对分子大本营，这些平时在码头、工厂里卖力气的普通人也不知道为何多了一段去过柏林、伦敦或是纽约的经历。
巴黎消防队也一度被怀疑忠诚，原因是在国王护卫队通过时，这些消防队员没有举枪致敬。在1818年1月到1830年6月七月革命前夕，记录在案的针对当局的暴动数量共有704起，而其中只有约占6的暴动，即43起是有政治诉求的。
波旁王朝死于七月革命的经历，究竟谁出了最大的力，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