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士和在陛下开口询问银子是否够用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了陛下的指向，奈何万士和不是有关方，只能憋着，得亏王崇古也是个佞臣，做这些谄媚之事，毫无心理负担，不用做任何的心理建设。
事情以皆大欢喜而结束，皇帝陛下获得了冠名，松江府获得了一笔银子用于开设设计院，而造船厂的工匠获得了七万银的赏银。
朱翊钧也是需要名声的，虽然他总是用名声换银子，但要做出姿态来表示对造船的支持，以明确政治风向，算是一如既往的全力开海。
明确的政治风向，非常重要，这对下面做事的人而言，不必过多的担心政治倾向上的风险，没有这种风险，等同于少了一把刀在脖子上架着。
官场最怕的就是上意不明就只能猜猜猜，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
王崇古的崛起是在皇帝主政之后，在此之前，他的表现只能算是聚敛佞臣，而不是经邦济国，双峰政治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生态，中原将其称之为党锢，两个政治强人，在朝堂上的主张相悖，会引发剧烈的动荡，比如隆庆皇帝神隐后，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年间的缠斗。
而在皇帝少壮，能够处理政务并且形成威权之后，王崇古和张居正都团结在了陛下之下，就可以共存了。
斗而不破的局面，是需要基础的，威权的核心只能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更加直白的讲，现在，大明有且只有一片天，那就是陛下。
兵部尚书曾省吾拿出一本奏疏开口说道“西南战事，西南东吁，实为底兀剌宣慰司，可谓世为边寇，讨之则负固自守，事久则劳人烦费，故前代皆为兽畜之矣，依附而受而不逆，反叛而弃而不追，故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如宋真宗时，五溪蛮附，真宗不许。”
曾省吾这段文绉绉的话，本来应该出现在正式公文里，而不是廷议，大明士大夫也不是一口一个之乎者也，而是以俗文俗字居多，这段话其实就是一个檄文的范文，如果通过了廷议，对东吁的檄文，就会在这段话上扩张。
说的内容是关于大明之前，历朝历代，对西南土司的态度。
宋真宗时期，五溪蛮一直在谋求完全依附北宋，并且由土司世酋向通汉，亲自到开封游说，但向通汉最终只得到了册封，实土郡县、设定租税、请命王化的要求，宋廷统统没有准许。
宋真宗更是亲自下旨，荒服不征，弗之许，意思是五溪蛮的地方太蛮荒了，就不设衙门征税了，不准向通汉请求。
向通汉也摆烂，直接献了地图，请大宋皇帝王化，但最终没能成行。北宋的士大夫瞧不上这些地方。
在大明之前，包括胡元在内，对西南土司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其酋长自治，朝廷就是把他们当禽兽一样的看待，只羁縻，只要他们不跟野兽一样窜出山林，就不深入治理，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土司世代都为边寇，袭扰极为频繁，彼此征伐不断。
中原朝廷也为难，讨伐的话，蛮夷就占据险要之地防守，时间久了，对朝廷而言花销太大，也过于劳累军兵，不讨伐的话，又频频滋事，往往弄得都非常狼狈。
如果归附就册封，如果逃亡也不做追击，这就是羁縻。
曾省吾接着说道“洪武七年七月，有御史自广西还京，上平蛮六策，太祖览毕曰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
“以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