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燕兴楼的扩张，朝中持有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以激进派汪道昆为代表，汪道昆推崇贸易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扶持和鼓励商业行为，更加主张朝廷要建立商部对商业进行直接干涉，朝廷应该在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
另一种则是以保守派王崇古、王国光为代表，憎恶和排斥一切投机行为，坚决扼杀鼓吹投机的风力舆论，将燕兴楼帛币交易称之为人性本恶的鸿沟，是人间罪恶的丑陋具现。
最后在张居正的调和之下，激进派和保守派达成了一致。
大明的基本国策是海陆并举，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如此，大明海贸在经济之中的权重实在是太高，北方如果没有充足的产业，很有可能导致经济上的海陆失衡，长期的不平衡必然再次导致南北割裂。
这是朝廷决计无法忍受的失衡，国初时候，为了缝合南北，大规模的迁徙人丁、藩王就藩、南北榜大案、南北榜进士名额确认等等手段，才有了今天的普遍共识，大家都是大明人。
燕兴楼的扩张和对南银北产的调节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保守派最后被说服，理由也很简单，朝廷明令禁止，真的能减少民间投机行为吗这种不可控的投机，只会更加危险，因为它们都是隐藏在水面下的危险。
大明的海禁政策，非常严格，也没有耽误东南沿海的遮奢户们设立私市海贸。
尽管有数不清的海难和危险，但人们依然扬帆出海，同样的道理，尽管有无数次泡沫，人们依然会进入这个游戏中去，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买低卖高，将手里的银子投入到泡沫之中，去参与游戏。
这个游戏在大明朝廷的干涉下，有可能成为一个非零和游戏，让所有人成为赢家，但在民间，就只会是一个赌坊罢了，钱没有增加，只是发生了流转。
掌交易行事的王谦，成为了大明交易行的第一任交易行行长。
其实有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大明燕兴楼交易行，现在有稳定的利益，所以拥有理性，一旦没有稳定的利益之后，必然失去理性和帛币生意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这需要透明，就是公开财报，将利润透明化。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私人交易会，也就是庄家的出现，即便是有稳定的利益，通过做账的方式，稳定的利益就会被人为控制，最终导致理性的丧失，交易行也会变成人性本恶的鸿沟。
制度的设计，可以让这个时间延后，但人性的贪婪，会让这个时间提前，这就是交易行的矛盾所在，如何制度设计和行政约束，调节这个矛盾，就是实践中的考验。
交易行票证上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晋商、西土城遮奢户、徽商等等一个个商帮开始摩拳擦掌，而在上新之前，大明发行了第一笔专项国债，五年期，共计一千万银专项用于驰道修建和矿山开采的国债，利率为3，这个利率不算高，是以朝廷信誉为担保的借贷。
朱翊钧以为这笔国债会在三到五个月的时间售空，这个时间，正好用于先期的筹建，这已经是很乐观的估计了。
大明朝廷的信誉不能讨论一种不存在的东西。
但朱翊钧严重错误估计了自己的信誉，的确，大明朝廷没什么信誉可言，但陛下有，而且非常坚挺，吝啬到举世皆知的陛下，数年如一日的公开开海投资事项，并且按资分红，这在帝制皇权之下的大明，是比太阳从西边升起更加离谱的志怪之事。
与其相信皇帝会分红，不如相信孙悟空。
但现实是，大明皇帝真的在分红。
船舶票证还有可能因为船舶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