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仆人离开以后，杜永孝这才开口“警队是维护香港稳定基石，我从未见过有人把自家基石打碎。”
麦理浩无奈叹气“我们也不想的，可是你也清楚，现在情势由不得我们”
百里渠冷笑“杜警司如此维护这所谓的基石，我很感动，但连罗森处长都说了，这些基石很快就又会以下犯上，犯上作乱”
杜永孝看向罗森。
警务处长罗森摊摊手，苦笑“根本没得选，不是吗”
“不是没得选”杜永孝端起咖啡，语气笃定。
“哦，杜警司你可是有什么好办法”罗森奇道。
麦理浩等人也看向杜永孝。
在他们看来，这次警队反腐，引发警队暴动，根本就无解，只有通过军队强力镇压才能一劳永逸。
杜永孝放下咖啡，抬头睥睨一眼众人“很简单，特赦令”
“什么，特赦令”
麦理浩等人一脸愕然。
上一世，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反贪工作一直由香港警方负责，而警方本身就极其腐败，这一方面导致腐败案件很难真正得到查处，另一方面也使反贪工作日益失去民众的信任。
毫无疑问，反贪权对警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寻租利益。反贪权的交出，使警署失去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随心所欲腐败的便利条件，故引发警方强烈反弹。
大名鼎鼎的“葛柏案”发生后，廉政公署一直以警方的腐败作为主要的查处对象。至1976年，成立两年的廉政公署就在香港警队内挖出近20个腐败集团，数名高级警司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被通缉。
1977年9月至10月间，廉政公署对尖沙咀警署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有260余名警员被逮捕，其中有22名警司或总警督一级的高级警务人员。
事实上，虽然警员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动或偶尔一两次受贿，但廉政公署也有可能查办惩处他们，这在香港警队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
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警务处长转告港督后，却遭到港督的怒骂。
1977年10月28日，数千名警察游行抗议廉政公署对警察的“清剿”，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事态的发展成为一道摆在港督面前的两难选择，考验着港英政府的政治智慧。
如果纵容警队，向警队妥协，则会导致新生的廉政公署功亏一篑，再次失去民众的信任，甚至彻底失去民众的支持，法治势必倒退。
如果支持廉政公署彻查警队，则会引起警队激烈动荡，甚至失去香港的皇家警察队伍，社会秩序之维持成为首要问题，社会稳定令人堪忧。
港英政府经权衡再三，做出折中选择，颁布特赦令，最终令事件成功化解。
1977年11月5日，港督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
这一特赦令让绝大多数闹事的警察得以解脱，是一种成功的分化瓦解策略，许多已确定不会受到法律追究的警察开始纷纷退出冲突阵营。
但是部分警察并不满足，得寸进尺，要求全面无条件特赦，甚至提出撤销廉政公署。
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港府再继续隐忍退让，将导致政治上的被动和严重的腐败现象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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