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村长来劲了，道“这倒真有，听我慢慢道来。与面对百姓时的侠骨柔肠不同，面对权贵豪强，先祖李公则是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就任安福知县时，一位姓沈的御史到安福，对李公公事公办的接待很不满意，认为是对自己的怠慢，当众大发雷霆。但李公视安之若素。御史是干吗的啊专门挑官员的毛病上奏皇帝的沈御史百般挑刺，结果竟然挑不出李知县的一点毛病，不禁深感敬佩。面对御史的称赞，先祖李公居然一样无动于衷，也没表现出怎么高兴的样子。沈御史叹道“李知县真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了。”
金华斌点了点头说“由此看来，沈御史乃是性情中人，并非奸臣，故事虽精彩，但正反之争并不激烈。”
李村长搓了搓手说“精彩的在后面，先祖担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当朝宰相严嵩虽然家在袁州，但产业都在南昌，家人仗势胡作非为，先祖一点也不顾情面，都依法予以严惩。严嵩当时权势熏天，生性奸险，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颜婢膝自认干儿子，或者与严府的家童奴仆结为兄弟，所以升迁都很快。只有李公与另一位林佥事与众不同，风骨铮铮，矜持自守，所以五六年都没有得到升迁。一次进京，自然得拜会朝廷首辅严嵩，其他官员都带着厚礼，多的有“数百金”，只有李公是空手去的。见面时，严嵩对他说“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这句话耐人琢磨，“资历深”就是你李某人在这个“佥事”职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为什么吗想升官吗李公淡淡地说一句“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后来，李公还是升迁了，当了山东参议。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乡里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得多，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有个编修叫梁绍儒，是严嵩的干儿子，最为牛气冲天，一直不交田赋。李公到任后严令追缴，梁绍儒跑去找干爹，严嵩无奈地说“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逆龙鳞、撩虎须”，践行了“职无虚设，禄岂妄干”的祖训。族谱中还留存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两篇谏疏，字里行间，其为民请命、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朝廷大惧，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动工筑城墙、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谏止南关城壕疏，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墙耳”，民间财力已经不堪承担，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旷日持久何以为继他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只要“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