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重庆的图书馆很多，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编译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都内迁来了。周赫煊每个星期让端木蕻良帮自己借几份资料，然后窝在周公馆慢慢研究，并思考着对万历十五年的修改。

    此时周赫煊书桌上摆着两本书，分别是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

    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到了30年代之后，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阶级变动、赋税制度、工农经济等内容。

    说句不要脸的话，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

    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

    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不断对万历十五年进行调整修改，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

    “爸，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周维烈趴在桌边问，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

    周维烈道“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能有什么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周赫煊道。

    周维烈说“那是对个人而言。”

    周赫煊说“国家也是一样的。你以为抗战打成这样，就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不，是因为政府出了问题。政权结构不稳定，政策施行不得法，这些原因造成的内耗甚至比日寇对中国的破坏更加严重。我们研究历史，就是在总结古代政权的利弊。若当今政府能够扬长避短、择优而行，远比造几枚炮弹、种几斤粮食更有用处。”

    周维烈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懂。他抱着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阵，对此毫无兴趣，除了海瑞和张居正以外，其他历史人物他都没听说过。

    “我还是去学数学吧。”周维烈说完就开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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