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几百年间，欧洲的老西医们积极编撰了300余部关于黑死病的医学专著，对于黑死病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始终未有定论，至于如何防治，就更加千奇百怪。
唯一比较有用的发现，大概就是隔离，还有“快逃，逃得远远的，晚点回来”。
当然，就算总结出这两点，其实也没有什么鸟用。
1664年，相对于其他欧洲地区而言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英国伦敦再次栽倒在黑死病这个坑里。
贯彻“快逃”的历史经验，贵族和富人最先逃离伦敦城，然后那些在乡下有房产的中产阶层也跑了，甚至有的教区的神职人员都跑了，这让民众感到受了背叛幸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敦主教和伦敦市长还是坚持留了下来。
疫情爆发几个月后，上议院讨论防疫措施的会议仅仅通过两项法令禁止在富人区修建瘟疫医院；以及禁止将贵族隔离。
管事的人跑掉太多，市政府濒临瘫痪，除了发布一下黑死病指南什么事都做不了。指南里的治疗方案也没比十四世纪进步多少，例如“24克独角兽的角”、“3钱鸦片兑白兰地”。
当然，这样昂贵稀有的药方平民百姓反正也消费不起，底层民众只能竭其所能自救。小商贩不敢再直接接触钱币，买东西请把铜板投进装了水的瓶子里，屋子要用迷迭香、醋和松枝熏，连信件也要熏过才能碰。这使得迷迭香价格飞涨，从一先令买一大捧变成六先令一小撮。
圣当斯顿教区执事亨利多赛特将他教区的经费使用情况一五一十记录当年圣当斯顿教区委员会带领群众抗击疫情的基层工作
“库帕尔兼任守门人，每周4先令”库帕尔原本是这个教区负责派发救济粮的人。黑死病期间一旦某户有人被感染，警队就会叫铁匠来把这户家门锁死，门上用红漆刷上红十字，警示街坊不要靠近。教区还会另外雇佣守门人看守有患者的家庭防止他们破门而出
“支付铁匠盖尔锁链、挂锁、及安装费，三先令两便士。”
“安德鲁家寡妇的挂锁的钥匙交给了守门人达德利。”
“寡妇布里格和曼登担任搜寻人，每周两先令。”搜寻人负责每天进入有患者的家庭查看患者是否已经死亡，工作风险很大，一般高薪雇佣贫穷寡妇。她们同时还负责给隔离家庭带去基本的食物和水
“寡妇布里格发现安德鲁家寡妇已死，他家养子还活着。继续锁上。”
“安德鲁家养子已死，所送食物和水共计一先令，棺材一先令，并支付掘墓人佩尼一先令。”
“掘墓人佩尼及其妻并两幼子隔离，本教区掘墓工作转交给佩尼长子。”
“掘墓人佩尼两幼子已死，约瑟夫将弟弟们埋葬。”
“守门人库帕尔已隔离，支付铁匠盖尔挂锁一先令六便士。”
“铁匠盖尔已隔离。”
“掘墓人约瑟夫已死。”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的最后的掘墓人约瑟夫死在瘟疫的最后两个月，多赛特的账目里只记了约瑟夫的死亡，而当时伦敦的情况当时已经没有可能将死者单独埋葬，尸体只能被扔进教区内挖出的五个万人坑之一。
伦敦的黑死病是在1665年，而永乐二十一年的欧洲医生
杨少峰忍不住笑了起来“以后不要说自己是医生了。”
听了江鑫龙的翻译之后，格格巫却分外的不服气，甚至还有点儿委屈“为什么我治好了很多病人，十个里面只有三四个是个治不好的，主要宠召他们，我也没有办法呀。”
对于格格巫的这个问题，江鑫龙连翻译都懒得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