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移到合肥很久了，王良才的口音里不自觉的戴上了徽音。
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听到这个音调，心里就不开心，扫了王良才一眼，声音尖利的道“上不上车别挡着道，后面还有人呢。”
“不是，我想问下，这车到大有庄吗”
“车去哪里，你不知道吗”
“地方不熟悉，怕坐错了。”王良才侧了个身子，让后面的人能上去，再继续问。他过来之前，朋友都是给写了路线的，可到具体的线路，就不甚清楚了。
王良才在京城也有认识的朋友，奈何他的行程需要保密，也不好麻烦到别人。
发函的单位没有小车接送的服务，王有才又打不起出租车，售票员的态度再恶劣，他也得受着。
他是生物学大牛没错，但他是没钱的生物学大牛，几年前就因为在菜市场抹不下脸讲价，而被老婆淘汰出了采购者的行列。
他这个年纪的学者大抵如此。
年纪再大个十岁二十岁的，基本脱离了一线科研，反而可以敞开了弄钱，年纪再小个十岁二十岁的话，牛也牛不起来，更没有资格谈钱。
正是王有才这个年纪的学者，如果跟不上节奏放弃了学术的还好，跟得上节奏的，反而不愿意花心思弄钱。
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科研上还嫌不够，谁有精力用在其他方面。
甚至，有时候为了维持实验室的运作，王良才们还要贴钱给手底下的学生们。
这是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许多中国家庭都供养不起一名脱产大学生，更不要说是研究生了。虽然国家补贴了学费乃至于生活费，等于所有大学生都拿着全额奖学金在上学，但是，考虑到大部分家庭都有多个兄弟姐妹，父母的身体也不能“永远健康”，学生们偶尔确实是需要一些补贴的。
不是每名学生都需要，但对教师们来说，每年都要贴钱几乎是一定的。
钱钱钱，中国学者最不愿意谈的东西，偏偏到了用的时候，最扫人的脸面。
王良才要是耽搁了报道，就得自己去找住处了，一晚上一两块钱的房间，兜里还是有的，但那得是老婆扣扣索索节省半个月的钱，他没那么心狠，只能低眉顺眼的道“今天已经倒错了一次车了，我要去大有庄的东面，这个车到吗”
“到到到，赶紧上车吧您。瞎耽误功夫，这里是京城，谁没有点事儿做啊。”售票员的话，引来几个闲汉低低的笑声。坐车上班的人反而有些笑不出来。
王良才低下头，使劲提着行李箱上车。
行李箱是出国考察的时候，外事部门给送的，虽然用了好几年，依旧皮面如新，王良才舍不得磕着边角，就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气。
后面的人帮忙抽了一把，才将瘦弱的王良才给送上车。
“谢谢。”王良才回头说了一句，心里轻轻的松了口气，犹豫了一下，再次要求道“那个，到大有庄，能不能喊一声。”
售票员给了他一个卫生眼，没吭声。
王良才只好靠在窗口，使劲的盯着外面，注意站牌。
长久的工作让他的近视加重了，即使用手压住眼镜，也看不清楚几米外的站牌上的小字。
王良才深深的叹了口气，他有点惆怅，又有点失落，更多的，似乎是对命运的臣服吧。
自己看不见，别人不肯帮忙，接着呢
继续求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