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有关这些化合物的结局，杨锐也是一清二楚的。
归根结底，杨锐最终也只是需要一两种化合物，至多不超过四种而已，剩下的化合物，都是要淘汰掉的。
如果要加快速度，最好的做法就是让该淘汰的化合物，早点被淘汰。
活性物质的筛选之所以越来越慢，自然是因为剩下的化合物越来越安全了，那些明显不安全的化合物，比如具有急性毒性的化合物，已经在初期的几项测试中被刷出去了。
但在接下来的测试中，那些不安全的化合物终究还是会被淘汰出去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问题就在于杨锐不想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有些测试，是要在很久以后才会进行的，有些甚至不是80年代需要，而是90年代才开始需要的。
但作为新药开发者，考虑到十年以后的情况，简直太正常不过了，十年以后，新药说不定还都没上市呢，就是上市的药品，也是有可能被撤回的。
比如90年代撤回的一大批药物，都是通过混合功能氧化酶所代谢的，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病人吃药往往不会吃一种药，而是会多种合用，结果就是这些通过混合功能氧化酶代谢的药物，极有可能发生交叉反应，而这样的后果，在动物实验中要么不做测试，要么也是最后的测试。
因为药物交叉反应并不是动物实验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但从一款药物成功与否的角度来考虑，药物交叉反应是跑不掉的。
与之相似的还有遗传毒性问题，代谢产物问题，药代动力学特征，甚至包括原料是否易于获得，合成成本是否合理低廉。
这些问题是普通人不去考虑的，但却是制药企业必须考虑的。比如10年以后的感冒药，就一定不会考虑作原料的产品，一些要受到严密监控的原料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想想也能明白，假如买一盒感冒药还要身份证核查，还限制数量，其销量可想而知，放在欧美国家，就等于是将非处方药变成了处方药，为了数倍的销量差，制药企业不能不慎重。
总而言之，制药企业的一切工作，都是奔着慎重去的。
一款药物结束动物实验以后，是否能成为临床候选化合物，对制药企业来说，意味着是否要花费2000万美元到2亿美元，以及等待四五年的时间，来进行临床研究。
这样的数额和时间，足够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局部低烈度战争了，制药公司又岂能不慎之又慎。
杨锐所需要做的，就是将注定要淘汰的化合物，尽快淘汰，如此，才能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少数几种化合物上，进而做出详尽的测试和分析。
最终，这些少数几种化合物如果能够满足临床候选化合物的要求，就算杨锐不能亲自推动他们上市，也会有制药公司积极去做的。
唯一麻烦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淘汰工作，需要杨锐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而非相反。
这自然是要用去一些宝贵的时间。
不过，杨锐也觉得自己需要一次这样的经历，去铁酮是他想做，而非华锐所需要的药品，但总有一天，华锐实验室想要发展壮大，还是需要自己做药品的，到那个时候，杨锐希望自己是一名有制药经验的管理者，而非志大才疏的菜鸟门外汉。
杨锐占据了主实验室里的两个隔间，开始了动物实验的设计工作。
仍然是魏振学和王晓芸负责动物实验的部分，杨锐只做要求，看实验结果，并不直接参与。
毕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