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
此前他被自己贬斥，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
大理寺也叫廷尉，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
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后，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
等泰山军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
于是，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
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
不仅审理得快，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并没有多出彩。
但在这个以春秋决狱的时代，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合法，反之就违法。
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
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传。
众所周知，汉代都是按照春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经，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传多叙于事，而公羊传、谷梁传则多释于义。
而这当中公羊传、谷梁传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
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其中以公羊为进步，多主张变革，而以谷梁传为保守，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
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公羊和谷梁的公案，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
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公羊的，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开拓进取。
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谷梁如何。
当时朝野就明白，戾太子的执政理念与其父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过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总是烦事天下。
戾太子的这种执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天下因为武帝连发战事，国力消耗非常大，而武帝为了维持高额的战争费用，可以说将天下民力财力榨取到了极致。
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天下骚然，民户多逃亡，一些地区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
武帝当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现实，所以在得知太子与他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他一开始甚至还是高兴的。
他就对太子和皇后说，他现在将难拔的刺都拔了，那以后太子就会更趁手些。
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公羊与谷梁只是阶段的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
所以此两经，虽然看似对立，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统一。
可这两经在和春秋三经的另外一经左传放在一起时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涉及到了东汉最重要的学术斗争，即今、古经文之争。
当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儒家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