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马雷舍夫以专业视角看中国，倒是给了基洛夫很大提示。思索了1阵，基洛夫问道“委员同志，您认为中国的电子管计算机是从1926年而不是1928年开始大量投入实用阶段”
马雷舍夫没有丝毫迟疑，“是的。电子管计算机的发展需要时间，我不认为中国会最先进的技术，我们拿到的技术大概落后中国24年。就以我国拿到的技术来看，中国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计算模型。这些模型的确定，需要大量的专业数学人才。根据我国科学院的分析报告，完成这些计算模型，大概需要3000名科学家进行10年以上的积累与研究，推算起来，中国应该是在1926年就已经开始了计算机的应用研究。
这也符合我们对中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判断。中国的科技体系建设是从1916年的东北开始，1924年，中国每年毕业4万名左右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们还需要25年的工作经验才能承担起行业研发的重担。中国在1928年才开始大规模与法国合作。这个时间重合，才会让我们生出中国是基于法国技术而全面发展的错觉。
如果假定中国在1926年就开始大规模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计算，才能得出中国如何拥有当下科技发展的合理解释。各国工业发展都是基于积累的数据而1步步走过来，我国是这样，欧美各国同样如此。
基洛夫委员您所说，计算机能够有效帮助做决策的人员拿到基于大量数据的方案。中国必然是通过计算机的大量计算数据，得出了更多有价值的方案，并且执行。这才能让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当下的成果。”
基洛夫越听越是讶异。因为他只是根据个人经验做出了判断，而马雷舍夫则是从1个项目应用者的角度分析了计算机的使用领域以及使用结果。
专家的分析不仅让基洛夫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更让基洛夫在未来改造斯大林体制的设想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基洛夫早就确信，自己必须改造斯大林这种专断模式。但是斯大林的专断模式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有效解决问题。如果基洛夫改变了这个专断模式而导致国家运行效率降低，那还不如不改革。
如果计算机辅助能够更精准的数据以及更有效的方案，基洛夫就可以在他接过斯大林交给他的权力后，采取更温和的手段来管理国家。
思考了片刻后，基洛夫觉得此时想不明白。便说起了另外1件让他在意的事情，“马雷舍夫委员，您对于论持久战的评价如何”
虽然嘴上不说，基洛夫其实在认真的研究李润石写的论持久战，试图从学习中理解李润石的战略观点。所以基洛夫也希望自己选择的人也能对论持久战有相当的理解。
马雷舍夫此时决定先跟了基洛夫，面对这么棘手的问题依旧据实已告，“基洛夫委员，我认为论持久战是1篇在战略上有着高度凝练性的论文。其内核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判断该使用何种作战模式，对于指挥机关有极高要求。
以当下的战局来看，论持久战中相当多的战术并不适合在俄罗斯的冬季使用。我军的战术虽然单调，却比较有效。想快速提升我军的战术能力，需要时间。我军现阶段缺乏时间建设更完备的训练模式。”
听完了马雷舍夫的评价，基洛夫认为马雷舍夫是必须拉到自己这边的出色人员。于是基洛夫就询问了马雷舍夫对于计算机工业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看法。马雷舍夫当然不会不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