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岑想问问战俘营里面发生了什么，又觉得自己问并不合适。正迟疑间，吴佩孚倒是说起来这些事情，“没等出大事，上头就派了新的政委。政委每天开会，可是辛苦的很。不过有政委在，好歹没出事。不然的话，按照老北洋兄弟们的尿性，要么就和英国战俘喝酒拜把子，要么就得让战俘们脱层皮”
原来在于岑离开后，战俘营里面的管理短时间内陷入了思想上的混乱。老北洋们对帝国主义是又爱又恨。恨的是自己被帝国主义欺压，爱的是帝国主义能够欺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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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是一个名词，人类本能的就会欺软怕硬，很自然会基于容貌的不同而歧视其他种族。在战俘营这种环境中更容易滋生这样的情绪。更不用说，中国受到了外国近百年的欺压，民众普遍有很强烈的报复情绪。
直到军委派了一批人过来相助，政工干部们分两部分，一部分给老北洋的家伙们做思想工作，一部分则是管理战俘营，给战俘们做思想工作。非政工干部，则是派了胡适为首的一群文化人，给战俘们讲述中国文化。
当时亚洲国际法庭在上海建立，使得英国战俘们十分畏惧。虽然被俘的英国战俘并没有参与到澳新军团对缅甸人民的屠杀中去，但是这些英国战俘在其他殖民地也犯下了很多同类罪行。听了澳新军团被审判的消息，这些英国战俘都非常害怕。
英属印度战俘们感受到的压力一点都不比英国战俘差。这些英属印度军队虽然遭受到了英国的压迫，但是在镇压印度本地人民的反抗时候，为了获得英国主子的欣赏，手段也颇为狠辣。
而且这些因数印度军队不仅服从英国的命令，他们也大多出身于印度本地的上层以及中层。这种出身，在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教育之前，自然会坚定的站在印度本地权贵的立场上。而任何地方的权贵从来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出于这种立场，在镇压印度人民反抗的时候，他们内心中充满了对印度普通劳动者的敌意。
中英战争结束得很快，导致了这些思想上的问题被揭开了，却还没等真正的解决，英国战俘与英属印度战俘们就被释放。吴佩孚只是看到了问题，也没能看到问题如何解决。
聊到这里，于岑中将有些明白过来，为何军委会真正的任用吴佩孚这样的老北洋军阀。这家伙虽然也曾经与英国勾结，但是吴佩孚好歹是个秀才出身的文化人，有些理想主义，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水平远高于普通北洋军人。
于岑见过的老北洋不多，给他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飞机设计局工程师王启年的家人。这家人是进士出身，虽然有很多地方还是旧文人那套思维，对于人的等级很看重。但是在新时代，他们家很快就改了。至少说起来这类话题的时候，按照文明党的理念去说。
吴佩孚又是另外一种人，他本就追求忠义，对国家有情怀。所以面对问题的时候，也会去研究，去理解。
除了这两位之外，于岑见过的老北洋都是群追求名利的俗人。何锐政府的建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天下换了个主人。这群人在满清时代，在北洋时代，在新中国的追求始终没变，都只是名利。对于这票人，于岑选择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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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了一阵，正好到了晚饭的点。吴佩孚想请于岑喝两杯，于岑礼貌的婉拒了。吴佩孚也没有在意，很洒脱的起身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一众人居住的军区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