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张单独的邮票, 贴在了寄给谢镜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 樊铎匀又给姐姐的婆婆汇了一百块钱过去，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说好的，让他如果寄钱的话，就寄给她婆婆, 让她婆婆转交给谢镜清。
免得钱最后到不了当事人手上。
从邮局里出来，爱立望着头顶的阳光，忽然就想起来在青市的时候，和谢镜清见面的那一次, 轻声和铎匀道“当时他佯装成京市工业局的同志, 来见我的时候, 看着还挺年轻，我当时还猜测, 他这个样子，再为国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断了腿，能不能活着离开京市，都是个问题。
生的时候，还可以谈论恨不恨的问题，现在这个人可能即将丧命, 爱立心里只剩下唏嘘了。
她没有提名，没有提姓的，可是樊铎匀一听就明白，她说的是谁，和她道“他本来身体确实很好，他们那时候的医学生，都很讲究强健自己的体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术的时候，熬不下来。”
缓了一会，又补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
沈爱立忽然出声问道“真的可以吗一个断过腿的人，真得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一个坏了的心，还能恢复到原来吗
她的眼睛里有一丝茫然，其实从乍然听到谢镜清断腿的消息，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踞着，她不知道自己是为谢镜清的遭遇，还是为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本身，而觉得惊诧和灰心。
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有过杰出贡献的研究者，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断了腿
他所经历的刑罚，让沈爱立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对事件本身，也是对这个时代。政治的狂热，难道就能泯灭一个人的善心和良心吗这个疑问，早在刘葆樑和她师傅被押在批判台上的时候，就在她的脑子里闪现过，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压和狂飙，将她的疑问压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艰难的时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铎匀温声道“会的，他是谢家的儿子，他的哥哥是谢振，他的意志力理应像军人一样坚毅。”这话，樊铎匀不知道是说给爱立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谢家对他和姐姐一直多有关照，远的不说，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谢三叔不仅亲自去医院过问他的病情，还在他回汉城以后，给他寄了许多药材。
谢三叔落难，于情于理，他都该伸手帮忙。但是除了钱，他想不出来，自己还能做什么
直到爱立说出了“写信”两个字。
这时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寄信这件事本身。
一周以后，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何姐给谢镜清送饭的时候，带了过来。一进病房门就笑吟吟地道“镜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谁寄来的”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睡得安稳了点，谢镜清的精神也恢复了不少，笑着问道“是芷兰吗还是森哥”
这是唯一知道把他的信，寄到何姐这里的人。
却见何姐摇头道“都不是，是樊铎匀。”
谢镜清眼睛亮了一下，从何姐手里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从姐姐处得知三叔的近况，内心十分忧急，望三叔打起精神，积极配合学习和纠正，有为难之处，尽可来信。”
落款人是“樊铎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