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熙三年, 杨峤病逝了。
在最后的几年中，他饱受病痛折磨，足部溃烂, 身形消瘦, 无法正常起居。然而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肯轻易松开手中的权力。
为维护自己的权威，他铲除异己，打压其他党派，下狱、贬谪、革职皆有，为全国推行新政, 不顾地方差异, 导致一些地区民怨沸腾, 农民日子难过, 甚至银价一路高涨，谷贱银贵。
更严重的则是一手培育出了声势浩大的杨党, 给程谢后期整顿吏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但要我说, 杨峤的行事风格虽然有待商榷，可他在世宗末年稳固朝政，后期坚决推广赋税改革，大大增加的财政收入，总得来说，是一名能臣。
杨党与其说是杨党, 不如说是保守党。
他们曾勇于进取，也逐渐被时代所淘汰，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你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进步的一部分人。
哪怕是程丹若，她在执政后期也逐渐趋于无力, 没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垒，始终困在君权的樊笼之下。
可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是有意义的，没有努力向前迈的每一小步，也就没有现代社会。
就好像杨峤去世后，薛聪接任了首辅之位。
他做了三年，从历史的维度看，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一切平平无奇，以至于常年被人忽略。
可仔细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天熙三年有一场大洪涝，户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赈灾的文献，详细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赈灾方面的努力。
天熙四年，朝鲜归顺，俯首称臣，日本彻底退回了弹丸之地。
天熙五年，就在薛聪致仕归乡前三月，黄河堤坝修筑完成。
或许，他的才能并不出众，但至少将内阁平稳地交托给了谢玄英。
天熙五年八月，谢玄英出任内阁首辅，彼时，次辅是蔡子义，阁臣为赵为潜和孔廉之。
蔡、赵都是杨党的中坚，孔廉之有属于他的地方乡党，双方势均力敌。论理，他们应该无法经营多年的程谢夫妻抗衡。
但此时，程丹若与江南党的裂隙越来越大。
双方曾经联盟，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程丹若需要支持，以便坐稳位置，江南党需要中枢照拂，方便快速恢复元气。
可再紧密的联盟，也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
江南党的诉求，无非是更多的官位，更高的官职，更多的话语权。这和杨党的利益完全相同，他们希望程谢效仿杨奇山，打压异己，扶持自己人。
但程丹若显然有自己的规划。
她用人不限籍贯，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只要是可用之人，哪怕与她的立场全然相反，也愿意破格提拔。
这无疑招致江南党派的不满。
双方的间隙越来越大，逐渐难以弥合。等到晏子真的逝世，双方的纽带破裂，江南党至此分裂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党人，他们吸纳江浙籍的官员，团结一致，在税收、海贸、农桑等事务上争取，为家乡谋利。
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他们信奉心学，研读纯真学说，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
前期，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双方闹掰后，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因为崇尚推陈出新，多有改革弊病之语，被称为新纯党，也叫新纯真派。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虽然分以派别，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说到底，程丹若执掌宝玺，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