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
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两资产。
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
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
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
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
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不称富”。
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
“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
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
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
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动摇。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客观上，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蔘、貂皮、珍珠等。
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
明末的八大晋商，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据说地窖里藏了亿两白银，这些商人加速了灭亡。
跟他们比起来，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家乔广进都算不了什么，顶多算是除了晋商八大家之外，比较有实力的商家，在范永斗面前，不过一条狗。
让韦宝好奇的是，晋商这么有钱，在原本的历史中，直到倒闭，农民军也动他们。
西北的闯王闯将等等几百个强盗头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帮晋商很有钱。
这些强盗，皇帝的亲戚都敢杀，肯定不会在乎这些商人。
为什么他们不抢这些商人，为什么让他们苟延残喘到清初。
这一直是让韦宝比较迷惑的地方，如果让韦宝选择农民军政权发展，肯定第一个就办了晋商。
根据韦宝分析，农民军办晋商，估计还是实力不够，办不动。
首先，晋商与关外的满清是有一定来往的，可能抢劫晋商会直接与满清交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