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编制，两京六部应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万马齐喑，而意见领袖，潜伏民间。
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历史性地开创了“草野议政”的政党雏形。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了助力，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这两股力量的滋生、纠缠和结合，是晚明除了流民、建夷、阉党之外，一处需要被高亮的标签。
解释这个判断之前，必须先厘清三个概念官绅、士人和市民。
“士人”与“官绅”是明代读书人的两面。
一般而言，绅是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士则是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有待入仕者。
而“市民”的出现，则相对复杂一些。
朱元璋的祖制限制了明朝的变革明朝建立，来源于一个无所依傍的独立武装力量，从未凭借于任何一个阶层或集团。
朱元璋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拥有至高无上和毋庸置疑的权力和权威。
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为子孙后代创制一套迥异前人的自家特色制度，为此杀再多的人、作再多的恶也不在话下。
明朝制度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之一大转捩点，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制度上很是搞了一番革新升级。
所以说朱元璋在政治上，的确是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帝王。
在韦宝看来，能够排入前三。
明制的独特之处有废除丞相制度，大幅调整官制，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均空前加剧。
创设严格的社会管制，建立仿古卫所制，对江南课以重税，限制海上贸易，使明初社会呈现一派“古朴”面貌。
于思想文化领域增强控制，以刑杀法律立国，右武轻文，使肃杀、恐怖气氛弥漫明初。
无可否认的，这三大独特之处颇能囊括明初洪武创制的精要，其余枝末之处也无妨是说由它们派生而来。
明初发生了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变革。
朱元璋政权所继承的蒙古“草原民族”政权性格，并指出明制中的许多鲜明特质，如臣僚奴化、皇权独尊、皇族分封和隐微之处，宫妃殉葬、谥法粗疏，均由金元而来。
明制部分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
不应当明初强化完全归咎于蒙元，明初君权的扩张仍是继承沿袭了唐宋以降君权上升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朝人出于政治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与汉唐宋的继承关系，否认与蒙元的关联。
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
这也一直成为明朝官方的宣传口径。
从种族和军事扩张角度出发，论证明初朱元璋向汉族政治传统的收缩和“回归”，或者“江南本位”。
朱元璋自我作古，独创了一套政治制度。
朱元璋个人在制度创设中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洪武制度的影响只能以抽象曲折的方式进行，投射到朱元璋的意识里，然后在经过他的有意加工而作用于制度建设的。
显然，“名不副实”、“名同实异”的情形会更多出现。
但古经、古制对朱元璋的幽微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
朱元璋与大臣讲论经史、热衷古经的史实。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古代经典是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