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难道松江府的赋税是不少的。
只有不懂明代财政的才会把明末太仓库，新饷库，又或者是兵饷左右司的银额当成各地的赋税，典型压根就不知道明代是咋搞税收的。
三饷那有没有收足呢几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的。
因为就算没有三饷，江南赋税也未必收得足。
江南逋赋是自15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长时间困扰明廷的财政问题。
江南第一次出现逋赋高峰是在永乐宣德年间，事实上早在洪武年间苏州府就有逋赋趋势了。
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到洪熙元年之间，欠粮392万石。
宣德四年，苏州府又欠了700万余石。
自15世纪起，明廷蠲免江南赋役的记载就太多了。
崇祯十六年，南直隶部分府县，淮安府、徐州、庐州府、凤阳府，蠲免原因然后明廷考虑到黎庶的艰辛，给部分地区进行了所谓的“蠲免”。
其实被蠲免的地区，基本上是大明失去的底盘，比如河南、陕西、湖广江北等地。
一个例子就是河南省以黄河为界，以南的州府全部蠲免，而以北的彰德、卫辉二府一分不少。
神奇的是，富甲天下的南直隶再次获得了41万多的蠲免，约相当于其定额的七分之一。
这意思就很明显了，北方困难，我这里也困难；别的地方少拿钱了，也别指望我多拿钱。
淮安府、徐州清兵南略。淮安府的沭阳、赣榆，徐州的丰县，都遭遇了兵燹之祸。
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三攻庐州府，陷之。
崇祯十五年期间，张献忠及革左五营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安徽。
江南士人和户部有一层特殊的规定，那就是在明代有条祖训，就是“江南人不得任官户部”。
这里的江南，不仅仅包括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八府，甚至还涵盖了江西、浙江两省。
事实上，这条祖训在明代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整个明代，江南籍户部尚书一个手都数的过来。
然而，话虽如此说，但是户部衙门内那些办事小吏却大多出身江南。
倪元璐，浙江绍兴人，正好是广义上的江南人士。
江南人不得任官户部的禁令，一开始只局限在苏松两府，后来扩展到江西、浙江两省。
换而言之，洪武二十六年后，出身江南而又任官户部尚书的，只有一个半人，一个人是倪元璐，半个是周忱。
周忱之所以是半个，是因为他的“户部尚书”是虚衔，并不实际管户部事。
大明在崇祯时代的事情，韦宝自然不能按照历史本身说，只能用预想的口吻，随便的，简单的提一提。
朱由校却很感兴趣。
朱由校到底是聪明人，对现在的局势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对韦宝的预测，是很容易明白的。
因为朱由校爱动脑，这一类预判性的事务，需要演算的事务，所以会感兴趣。
等到傍晚，皇帝再留韦宝一起用了晚膳，才放韦宝出宫。
“魏公公，你觉得韦爱卿提出的开放几处通商口岸，和收拢大明水师的建议不好吗”朱由校问道。
魏忠贤知道皇帝一定会问，已经想好了怎么回答，“不是不好，也谈不上好，就像陛下之前说的，谁都无法保证咱们会比之前的列祖列宗做的更好，有风险，但可以一试。可是，谁来试一试呢放眼整个朝廷，有这种能力的都有谁。”
朱由校想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