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但是韦宝作为喜欢历史的人反而不会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说的越悲壮，才越能引起共鸣，才能让更多汉人投入到反胡运动中。
因此韦宝其实一直对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觉得孙承宗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