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斗争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
雍正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综合史书档案、清实录及其他材料，从康乾盛世初期开始，各种形式的斗争已在频繁出现，发展虽不平衡，却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不断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对清政权构成的威胁日甚一日。
清朝文字狱不单单是针对汉族人，文字狱还涉及满人。
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惹得乾隆很不高兴，又见“秋色招人懒上朝”更不高兴，再见“应照长安尔我家”，乾隆认为世臣数典忘祖，把世臣赶回老家黑龙江。
世臣写诗被撤职，还算好的。同样是满人，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的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骂蒙古人就是骂我。赐自尽。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搞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韦宝也一样，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
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在这种环境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这些对于满清的危害很大，但是韦宝却一点不担心在大明造成多大危害，韦宝反而觉得，东林党就是言论太过自由的产物。
一帮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