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崩溃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后世有人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这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当然，韦宝对朱由校分析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崇祯朝的事情，只是说假设建奴现在挥师入关会怎么样。
两线作战的困境，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